大学生毛概论文（通用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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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学解读》

摘 要：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首先，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其次，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最后，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行动中去。

关键词：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科学发展 群众路线 落实

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早在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就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提了出来；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结为55年来我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并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6年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一次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结为我们党在执政60年实践中，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号召全党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公”即“公众”，“民”即“人民”，故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于我们党来说就是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始终领导全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进行百折不挠的奋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执政62年、领导改革开放32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89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支持不支持、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是检验党的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在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面前，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鲜艳旗帜。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都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危难来临，从未压弯共产党人的民族脊梁；风险考验，不能摧毁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在关键时刻、危难关头，广大党员干部要豁得出去、冲得上去。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一句“共产党员，跟我上！”一次次向人们昭示着：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不追求特殊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这个有着90年历史、7600多万党员，在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62年，目前正领导着空前伟大而深刻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执政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相反，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背民情、违民意、失民心，最终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阶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垮台就是明证。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这里的“新形势”指的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总的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我们这个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党“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既是历史性的课题，又是历史性的考验，更是当今时代对执政党提出的挑战。

这一挑战首先表现为我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守为民之责、谋富民之策、办利民之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以防止滥用职权对党的侵蚀，防止社会意识多样化对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带来的冲击，真正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地位观和义利观，构筑起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其次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党如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 ……此处隐藏27854个字……定位，现在尚无统一说法。定得太低，不利于社会安定，定得太高，又不切实际。从理论上说，应定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之间。在现有物价水平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应定在每月300～400元之间为宜。

四、科学地面对农民问题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说，农民问题还是中国的严重问题。

从国民产值的比重上说，我们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但就人口和就业结构上说，我们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人口现在大约有13亿，农民就占有9～10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不足10%。由于农村人口甚多，中国农户平均占有耕地只有0.42公顷，美国为195.2公顷，西欧为18～65公顷，日本为1.4公顷，韩国为1.2公顷。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是不发达的发展；第二，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富裕程度，和城市尚有很大差距，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要实现小康社会，其基本标志是人均收入为800～1000美元。这个目标可以说在城市早就实现了。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农村，如果占70%以上的农民收入上不去，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据调查，1995年的计算结果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30元，共有6500万人处于这条线之下。到1997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5000万人。这部分人尚不能解决或不能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的低收入标准，是一个以农业劳动力为参照系的概念，标准高于贫困线。1995年，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约为3100元，有的学者认为1240元为低收入线，并据此估计大约有1亿农村劳动者，处在这个标准之下。目前的情况也许有所改变，但基本仍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一五”、“二五”时期，我们曾响亮地提出过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又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之后又相继提出“科技兴农”、“绿色农业”的目标，可惜，至今收效甚微。农业机械化最成功的例证应属我们曾经兴办的一批国营农场，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至今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国营农场固然有经营体制的问题，但大农业集约化管理的含义并没有什么错误。伴随着国营农场的解体和联产承包：大农业的问题也随之消失，这是农业经营体制转换中不应该出现的副产品。包产到户、联产承包每户平均只占0.42公顷的土地，在江南只有0.2公顷，拖拉机一开就到了地头，这如何实现农业集约化，如何实现机械化，从而又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温州模式”，乡镇企业发展曾经出现了一个“苏南模式”，但对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安徽模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创造性思维在中国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辩证思维，任何一个好的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温州模式”确实使温州发迹了，但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只好到各地去买企业。“苏南模式”使乡镇富了一阵，但如果总是停留在几口大锅、几把铁锹的水平上，又何以谋求更高的目标？“安徽模式”曾经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晨钟，但现在安徽仍属不发达地区，依然很穷。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充其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如何适时改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农业经营模式究竟路在何方？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走大农业的道路，只有大农业，才能实现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小农经济，只能造就小农意识。只有大农业，才能造就现代观念，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科学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率先发起的，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自然和逻辑的推进，必然引伸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只有配套，才能产生奇效。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曾告诫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改革一直走的是一条单行道，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未能走向前台。从历史发展的线索上看，政治改革是由经济改革引发出来的，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从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意义上说，则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里从后一种意义上研究政治改革。与政治相关的经济体制，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审批经济

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审批既然表现为权力，在遇到障碍时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反腐败不能只是打击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杜绝腐败的根源，既治标又治本。批地号、批指标、批项目，完全可以通过竞标会和采购中心去解决，这既有公平，又有效率。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废止审批经济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权力转移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2 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是格留达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后来又被艾登堡在《经济体制》一书中做了发挥。指令经济的突出表现是下达经济指标。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经济指标带有强制性，“爱你没商量”，无论是城市企业，还是农村农户都必须按指标完成任务。现在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但计划观念依然顽固。即使是指导性计划，对于那些政府任命的董事长、总经理，依然是一种强约束。指令经济的另一表现是政府立项。政府立项不是完全不要，但只能是那些政府投资的项目。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立项就象冬天刮的西北风一样，到处都是。甚至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都要排队等待立项批复。现在这种立项制度已经造成了引资障碍，外资机构也学会了看政府批复。市场经济的规则应是企业自行立项，专家审定，这会减少很多麻烦。

3 独占经济

独占就是垄断，但垄断还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独占，因为它还可以有一二个竞争者，独占则是彻底的独家经营。

在计划经济年代，很多领域都表现为国家垄断。在经济转型时期，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但仔细考察，我国经济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垄断。这些领域包括：邮电通讯；金融体系；新闻出版；事业单位。

严格的经济分析表明，国家垄断即使赚钱用之于民，仍会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这将政府企业以低效率赚的钱用之于民，还不如取消垄断，发挥竞争使百姓得到好处来得大”。美国航空提供了明显的例证：原来由国家独占的航空，二战以后出现了“人民快运航空公司”，改变了服务方式，降低了服务费用，票价几乎降低了一半，满座率大大上升，结果使国有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改变运营方式。我国也有类似情况，电讯业就因多了一家“联通”，服务面貌就已大大改观。日本的国铁民营化改造，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行为的转变，政府要放弃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则要求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政治改革来得越迅捷、越有效，社会也就越发展、越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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